TPS-IL通讯社 • 2026年6月30日

2026年6月30日耶路撒冷电（TPS-IL）——2026年6月22日，两名巴勒斯坦人接近了位于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以南的犹太村庄卡尔梅楚尔（Karmei Tzur）。据以色列国防军称，这两人在向住宅“投掷燃烧瓶”后被开枪打死。被击毙的武装人员为两兄弟，年龄分别为15岁和19岁。

对以色列军队而言，身为青少年并不能否定其恐怖分子的身份。然而，对国际媒体来说，这是以色列杀害巴勒斯坦儿童的又一例证。

路透社的标题是“以色列士兵在西岸打死两名巴勒斯坦青少年”，而西班牙《民主日报》（Democrat?a）则以“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和青年在定居点附近的希伯伦遭以军枪击身亡”为头条。

“他们不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当时正企图谋杀以色列人，并且是在行凶时被击毙的，”巴勒斯坦媒体观察组织（Palestinian Media Watch）创始人伊塔马尔·马库斯（Itamar Marcus）对TPS表示，“这类事件最终会进入‘贝采莱姆’（B’Tselem）和联合国的报告中，就好像是我们杀害了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恐怖分子。”

这起疑似卡尔梅楚尔袭击事件进一步突显并揭示了中东战争错综复杂的本质是如何被简化为贬损性叙事的，尤其是围绕儿童死亡的事件。

此外，这起事件发生几天前，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刚刚发表了一份报告，猛烈抨击其所谓的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有意针对巴勒斯坦儿童”。批评人士猛烈抨击该报告将未成年人主要描绘成受害者，而没有对青少年参与袭击、未遂袭击或其他恐怖活动的情况给予足够的权重。

数字背后的缺失背景

在被TPS问及该委员会关于未成年人的数据是否区分了参与恐怖活动或袭击的儿童与未参与的儿童时，委员会表示，在其最新报告调查的所有事件中，“没有任何儿童以任何方式参与暴力或可疑活动。”截至发稿时，贝采莱姆未回应TPS的置评请求。

中东分析师亚历克斯·格林伯格（Alex Greenberg）表示，虽然他没有看到旨在招募儿童的特定当前活动，但围绕殉道更广泛的文化为年轻人被卷入暴力留下了空间。

格林伯格指出：“甚至在10月7日之前，当[巴勒斯坦人]进行他们的戏剧表演时，你经常会看到儿童参与并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可能没有具体煽动儿童成为沙希德（烈士），但无论他们是谁、是什么人，他们总是颂扬和推崇烈士。他们在招募年轻人时毫无顾忌。”

格林伯格认为，加沙以及犹太和萨马利亚的气氛是由美化恐怖主义和殉道的教育系统及公众话语塑造的。

他说：“加沙以及犹太和萨马利亚存在的唯一教育就是这种支持恐怖主义、庆祝恐怖主义、无论烈士做过什么——无论是谋杀平民还是士兵——都对其进行歌颂的伊斯兰教育。”

当袭击者是未成年人

对于经历过此类袭击的以色列人来说，袭击者是未成年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行为的性质。2016年，17岁的穆罕默德·塔赖拉（Muhammed Tarayrah）在基里亚特阿尔巴（Kiryat Arba）潜入正在睡觉的13岁女孩哈勒尔·亚法·阿里尔（Hallel Yaffa Ariel）家中将其刺死。

在袭击中受伤的舒基·吉尔博阿（Shukii Gilboa）对TPS说：“尽管他很年轻，而且正因为他很年轻，他在各个意义上都是一个恐怖分子。他确实策划了袭击，规划了到达路线，规划了时间，甚至规划了究竟是哪栋房子、哪扇窗户。”

吉尔博阿表示，这个案例表明这种想法在年轻袭击者的心中根深蒂固。

他说：“你看到一个17岁的男孩，本该最远离死亡并珍爱生命的时候，却去谋杀犹太人，谋杀小孩子，并且带着这正是他生命目标的清晰认知。这表明这种谋杀观念在他们从零岁开始的内心深处是多么根深蒂固。”

以色列人引用的另一个案例是2016年达芙娜·梅尔（Dafna Meir）遇害案。她是南希伯伦山脉奥特尼尔（Otniel）人，38岁，是6个孩子的母亲。梅尔是索罗卡医疗中心（Soroka Medical Center）的一名护士，在自家门口被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袭击者刺死，当时她的孩子们就在附近。

她的丈夫纳坦·梅尔（Natan Meir）对TPS表示，袭击者的年龄并没有减轻谋杀的严重性或留下的创伤。

梅尔说：“归根结底，一个15岁的男孩在孩子们面前拿着刀刺死了他们的母亲，所以他的年龄并不重要。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程度与年龄无关。它只会引发一个关于此类儿童周围教育环境的非常棘手的问题。”

梅尔表示，这次袭击不是军事对抗，而是对一个家庭在其家园内部蓄意的攻击。他说：“这个男孩只是离开了家，拿了一把厨房菜刀，进入了另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的家里。这完全是一种选择，他绝对的选择。而灾难是无休止的。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后果。”

对梅尔来说，这起谋杀案表明，对袭击者年龄的关注可能会掩盖行为的本质。他说：“一个人生活中最稳定的东西，在心理上也是如此，就是一个母亲。如果一个母亲就这样消失了，以这种方式消失，如果她是如此脆弱，那么这就是一次彻底毁灭性的打击。”

回到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如何被卷入殉道文化的问题上，马库斯提到了一个留下遗书的14岁巴勒斯坦袭击者的案例。据马库斯称，这个男孩写道：“真主实现了我的梦想，即为真主殉道。”随后，他要求母亲不要哭泣，而是要欢喜：“母亲发出欢乐的声音，不要哭泣。”他还对父亲说：“不要难过，父亲。”

对马库斯而言，这封信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儿童自身的世界观。“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事实上，巴勒斯坦儿童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即成为烈士是一种成就。”

马库斯补充说，这名14岁少年不仅被报道死亡，他的葬礼还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电视台进行了转播。“现在，请记住，他是一个14岁的孩子。他的葬礼在巴勒斯坦电视台播出了。”

据马库斯称，在广播期间，背景播放着一首美化殉道的歌曲，其中包含这样的歌词：“母亲啊，用玫瑰装饰我。这是最美好的时刻。天使们在等着我……”

对马库斯而言，关于“以色列杀害儿童”的争论不仅是对数字的争端。这也是对未成年人在袭击中被枪杀之前发生的事情的争端：是谁教导他死亡将是一种成就，事后又是谁把他变成了英雄，以及其他儿童收到了什么信息。

马库斯警告说，只要青少年袭击者仅仅被表现为被以色列杀害的儿童，而不考虑袭击的背景以及围绕他们死亡的美化，那么下一个孩子就已经在被教导成为下一个烈士意味着什么。

“他们没有阻止儿童蓄意出去自杀。他们实际上是在强化这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