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聚会延续大屠杀记忆：幸存者一代逐渐凋零

耶路撒冷2026年4月14日（TPS-IL）——在耶路撒冷一处安静的起居室里，随着以色列在周一晚间迎来大屠杀纪念日，约30名年轻人肩并肩坐在一起，聆听埃丝特·齐谢尔曼（Esther Zicherman）讲述一个既极具个人色彩、又是日渐消逝的集体记忆一部分的故事。随着幸存者一代的消失，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以色列现象：幸存者子女在私人住宅中分享家族故事。

现年71岁的埃丝特是一名退休的耶路撒冷居民，也是9个孩子的母亲，她说话镇定自信——这只是她第二次公开分享家族的历史。她的父母都是来自匈牙利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在战后重建了生活，内心承载着罕言却始终存在的失落感。

埃丝特的父亲埃利泽·达维多维奇（Eliezer Davidovich）曾在强迫劳役营工作，后来在俄罗斯军队服役。当他不在家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和7个孩子被谋杀。与此同时，珀尔（Pearl）在隐蔽和监禁中幸存下来。珀尔的家人在战争期间失散——多年后，她在以色列与母亲和其他亲属团聚。埃丝特的父母在战后不久相遇，当时他们短暂回到了位于匈牙利西北部的家乡肖普朗。纳粹及其盟友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幸存者们正在收拾他们破碎生活的残片。

尽管有这样的历史，埃丝特回忆说，她的童年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感觉很普通。大屠杀并没有被隐瞒，但也没有主导日常生活。“并没有沉重的沉默，”她解释道，“这个话题也会被提起，但只是偶尔。”

不过，其情感分量在安静的时刻浮现出来。“我确实记得，比方说，我的父亲……当谈到他的孩子时，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我从未见他真正哭过。”

当晚最震撼的时刻是埃丝特大声朗读她父亲在战后一年写给已故妻子的一封信。埃利泽在信中为自己未能陪伴在她身边、帮她抚养孩子而道歉。在她朗读时，房间里的气氛变了。一些听众擦去眼泪。另一些人则睁大双眼凝视前方，吸收着这难以想象的一切。几个人静静地抽泣着。这份文件代代相传至今。

“这是一封非常非常感人的信，”埃丝特早些时候说，并解释了它如何成为她家族内的一种仪式。“我们每个大屠杀纪念日都会读它，”她指的是大屠杀纪念日（Yom HaShoah）。

“大多数事情我是后来才发现的”

多年来，她从未考虑过公开讲话。“我从没想过，”当被问及责任感时，她说道。是她的儿子首先敦促她分享这个故事的。

“起初，我拒绝了，”她说。“但他对我说，你在乎什么？来把它讲出来吧。”

随着幸存者一代的减少，这段最初出于勉强同意的经历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她对父亲的大部分了解，都是在他去世后才发现的。

“他话不多，”她说。“他当然没有吹嘘自己做过的事。大多数事情我是后来才发现的。”

这些发现包括他试图在战后匈牙利走私犹太人出境，以及他拒绝接受对其损失的赔偿。“他说，他们以为是什么，想用钱买下我吗？”她回忆道。

她的父亲还担心另一件事：世界有朝一日可能会否认发生过的事情。战后，他获得了官方文件，证明他被谋杀的孩子的存在。

“他说总有一天人们……会说他们并不存在，”齐谢尔曼回忆道。“所以我希望手里有他们的证明。”

这种本能——去保存、去记录、去见证——现在传给了下一代。

当被问及今年大屠杀纪念日是否与往年有所不同时，埃丝特表示，她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基调上的转变，而更像是对记忆和历史长期以来保持的、不安的视角的一种延续。

“能有什么信息呢？”她说。她解释说，人们经常问她是否认为会再次发生大屠杀，而她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改变。回忆起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那个早晨，埃丝特说警报响起、全国陷入混乱时她正和女儿们在家。她表示，就在那一刻，她的女儿问她是否可能发生另一次大屠杀。

“我告诉她，当然，我毫不怀疑可能会发生另一次大屠杀，”她说道，并补充说她认为即使是以色列国的存在也无法完全防止这种结果。与此同时，她强调了铭记和作证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不要忘记，这个故事不会被抹去，”她说，尽管她补充说，她并不寄希望于人类防止历史重演的能力，也不寄希望于她所谓的“异教徒的善良”。

埃丝特本人发现大屠杀纪念日在情感上令人难以承受。“我没有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她坦言。“我尽量不去听。”

然而，通过当晚的发言，她做了相反的事情——确保其他人能够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