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佩萨赫·本松 • 2026年2月24日

耶路撒冷，2026年2月24日（TPS-IL）——2023年10月7日上午，当哈马斯恐怖分子突破以色列南部边境栅栏时，数万名居住在距离加沙地带数公里以内的居民被迫紧急逃离。随之而来的是对数十年来应急规划的一次检验——以色列几乎彻底未能通过这场检验。

以色列国家审计长马塔内胡·恩格尔曼于周二发布的一份全面审计报告显示，一个拥有75年以上冲突经验的国家，其最易受攻击的社区却没有功能健全的疏散计划。常年生活在火箭弹阴影下的边境城镇，其居民曾被承诺会有一个保护他们的系统，却在没有任何协调响应的情况下陷入混乱。

国家审计长定期审查以色列的备灾情况以及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恩格尔曼还发布了报告，突显了战时流离失所的混乱情况以及儿童如何失去了两年的教育。

“自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以来，近二十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被要求在民事和安全紧急情况下规范对后方民众的处理，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恩格尔曼在陈述其调查结果时表示。“计划没有更新。零规范的国家作战计划，零应急标志。”

纸上谈兵

纸面上有三个计划。

最初于2012年起草并于2022年更新的“客店”计划旨在管理疏散人员向全国各地酒店的安置。“安全距离”计划于2021年原则上获批，旨在指导距离以色列边境几公里内社区的疏散。第三个计划“呼吸新鲜空气”仅涵盖短期应急庇护所——完全不适合长期的流离失所。

这三个计划均未获得以色列内阁的正式批准。没有一个得到有约束力的预算承诺的支持。国家审计长发现，也没有一个计划经过与其本应应对的现实相匹配的演习测试。相反，接收当局在学校和公共建筑中举行了演习——事实证明，一旦明确一场长期战争将需要数千人在酒店里生活数月，这些场地就完全不合适了。

这种后果在以色列边境社区最为明显。

基尔夏特什莫纳是距离黎巴嫩边境1.3公里、拥有约24,000名居民的城市，根本没有可操作的疏散计划。在过去的十年里，以色列国防军明确排除了对该市进行全面疏散的可能性，假设居民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都可以在原地避难。因此，该市没有举行疏散演习，没有培训专门人员，也没有为居民指定接收目的地。

当撤离令最终下达时，大约21,000人在没有任何接收框架的情况下逃离。他们最终分散在全国100个社区的大约300家酒店和宾馆中——审计报告形容这种分散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并加深了居民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早在2020年，国家审计长办公室就曾警告称，基尔夏特什莫纳的疏散规划存在危险的不完整性，并敦促以色列国防军（以军）和相关部委采取行动。

这一警告被置若罔闻。

以色列南部的形势同样令人痛心。斯代罗特是一座距离加沙1.3公里、拥有约27,000名居民的城市，被明确排除在“安全距离”计划之外，因为它恰好位于指定覆盖区之外。埃什科尔区域委员会——包含数十个直接紧邻边境栅栏并承受了10月7日大屠杀首当其冲冲击的社区——仅为其32个成员社区中的11个做好了疏散准备。

在审计人员审查的五个南部地方当局中，没有一个曾演习过全区外的疏散。大多数应急数据库仅涵盖福利救助对象，导致绝大多数普通居民未被纳入任何战前应急计划中。以色列国防军、内政部和国家应急管理局从未指示南部社区为大规模流离失所做好准备。

2024年12月26日，在以色列北部城市基尔夏特什莫纳，大卫·卡马里看着真主党火箭弹袭击对其院子造成的破坏。照片由安娜·埃普斯坦/TPS-IL拍摄

“问责真空”

审计指出了这种持续失败的结构性解释：两个政府机构之间长期且未解决的地盘之争，争夺谁承担最终责任。一个是隶属于国防部的以色列国家应急管理局（以其希伯来语缩写RACHEL闻名）。另一个机构是内政部。

根据恩格尔曼的报告，RACHEL和内政部从未就各自在大规模平民疏散中的角色达成一致。双方互相指责。两部门均未做好充分准备。结果就是审计所描述的“问责真空”——国家应急系统核心处一个没有任何政府选择填补的缺口。

“尽管我向总理提出了呼吁，但他并没有解决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之间关于各自权力的争端，”恩格尔曼说。“内政部认为其对疏散事件不承担责任且无需激活系统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

针对国家审计长的报告，国防部表示，国家应急管理局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采取扩张性的方法，领导南部和北部疏散的跨部委协调。该报告称，预先制定的计划使得大约124,000人的疏散成为可能，备灾工作仍在继续。

在战争的前三个月里，最终约有210,000名以色列人从南北两地的家中疏散。审计得出结论，他们的苦难不是资源或地理上的失败，而是政治意愿和制度问责的失败——这是一场历时数年、在一个早晨暴露无遗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