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佩萨赫·本森 (Pesach Benson) 和奥默·诺沃塞尔斯基 (Omer Novoselsky) • 2026年9月10日

耶路撒冷，2026年9月10日（TPS-IL）——新冠肺炎大流行不仅是对卫生系统的考验，也是对各届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能否如实报告事态发展的考验。一项新的以色列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机构的实力可能比其统计能力更为重要。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人员阿里尔·卡林斯基（Ariel Karlinsky）和摩西·沙约教授（Prof. Moses Shayo）查阅了134个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数据，发现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的前两年里大幅低估了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该研究发表在同行评审的《经济增长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上，对比了官方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与主要基于超额死亡率（即超出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死亡）的估算值。研究涉及的国家官方报告在2020年和2021年共有508万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而研究人员估计实际的新冠死亡人数为1247万。

研究人员估计，在其样本中，有45%至55%的政府虚报了新冠死亡率，且瞒报的情况远比虚报更为普遍。

希伯来大学博士候选人卡林斯基对以色列新闻社（TPS-IL）表示：“最重要的两项发现是：（1）新冠大流行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官方报告的数据；（2）我们发现世界上许多政府存在大规模的信息操纵。”

但该研究不仅限于证实官方数据往往出错。卡林斯基和沙约探讨了各国在收集、登记和报告死亡人数方面的能力差异是否能解释这些差距。

他们发现，统计能力仅占产生差异的一小部分原因。机构制衡更强的国家，其瞒报现象普遍较少；公民处于更有利地位（包括通过高等教育和互联网接入）去评估官方信息的国家也是如此。

作者还发现，具有共产主义传统的国家以及在大流行期间举行选举的国家，虚报水平更高。该研究强调，这些是描述性关联，并未证实这些因素导致政府虚报死亡人数。

卡林斯基以智利和俄罗斯为例进行了具体对比。他说，两国在统计能力指标上得分都很高。然而，具有更强机构约束的智利相对准确地报告了新冠死亡率，而俄罗斯则大幅低估了这一数字。

报道现实

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数据差距并不自动证明存在蓄意欺骗。检测有限、死亡登记不完整以及其他弱点都可能导致政府漏报死亡人数。研究人员仅在官方数据大大低于合理的超额死亡率估算范围的情况下，才试图识别虚报行为。

然而，卡林斯基表示，检测本身也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他举例提到了白俄罗斯和埃及等国，尽管当地医院报告了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但这些国家进行的病毒检测却相对较少。

该研究确定的绝对差异最大的是印度，该国政府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约为50万，而研究人员估计约为450万。在尼加拉瓜，两年内官方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不到250人，而超额死亡率显示死亡人数达数千人。

研究人员承认，在一些国家，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无法得知，特别是在死亡登记不完整的较贫困国家。研究人员一直试图利用医院数据、讣告和其他间接指标等来源来填补这些空白。

这些影响不仅限于新冠疫情。政府例行发布的统计数据决定着有关公共卫生、经济政策、外国援助和其他国际问题的决策。

卡林斯基对TPS-IL表示：“就像人会说谎一样，政府也会。我认为记者要么应该停止发布受怀疑国家的信息，要么在发布时必须附带说明这些信息可能无法或无法被验证的警告。”